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此外，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警惕性。此外，部分“恶搞”糖果还有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产品。

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余额无法使用的情况。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形下的合同解除权和退款请求权，并规定经营者单方设定的“概不退费”等不合理格式条款可被认定无效。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方式，一次性预存金额不宜过高；签订合同时仔细阅读退费、转让等条款；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部分儿童智能设备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中消协相关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家长应依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

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应认准CCC认证标志，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12日监督抽查情况通报，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CCC认证标志、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等问题。建议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切勿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明、无警示标识的产品。

三、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特别是合法务工、用工，避免成为游行示威活动目标。办妥南非合法工作签证、工作许可，妥善保存身份证照。加强对雇工身份审查，不雇佣非法务工人员。妥善处理员工关系，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开展劳动保障、劳动环境、工资报酬、经营资质、卫生消防、食品安全等方面自查整改，确保符合南非法律法规要求。据悉，已有中国公民因涉嫌非法用工等被捕。如中国公民被认定有违反南非劳工法行为，中国政府也将依法对涉事人员采取行政和法律处罚，包括不允许再出中国边境等。

从历史价值角度看，该画较早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唐代以前的绘画作品大多是描绘历史人物、宗教人物、民间传说，如《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随着社会发展，从唐代开始，画家慢慢将笔触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簪花仕女图》卷便被认定为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即唐代贵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画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映，可见唐代的社会政治比较开明，女性地位有所提升，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被画家纳入绘画题材中。

董宝厚：书画的流传情况一般通过题跋、鉴藏印、著录等得以了解，《簪花仕女图》卷无款识、题跋、观款，在画心左下角，钤盖着“绍兴”纪年连珠印，证明此画曾入藏南宋高宗赵构内府。画后有贾似道的“悦生”葫芦印，证明其曾为南宋晚期权相、书画收藏家贾似道(号悦生)所有。但此画卷北宋以前的收藏情况不明，元明之间收藏情况也没有记录，无法考证。从画上的鉴藏印记来看，清初先后为收藏家梁清标、安岐收藏，乾隆年间收入清内府。后被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连同其他一些书画经天津运往长春伪宫。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这批书画被人民军队截获，归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的正确路径。从国宝级文物《簪花仕女图》卷上，看到了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形象背后则是盛世大唐的自信。此前该画被搬上舞台，演员演绎着绘画的同时，也像一扇窗，为观众提供了对大唐的想象空间，使人感受盛世大唐的万丈豪情。以古喻今，人们可更好了解文化的传承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入馆后，先后策划《大匠之门》《神骏留真》《怀袖丹青》《满庭芳华》《“又见大唐”精品文物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等二十余个展览，《山高水长》展入选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重点推介项目，并荣获“第十八届(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纳入“一件事”范畴。各地要加快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向“一窗办理、集成服务”升级，根据业务需要设立企业专窗，集中办理涉企业务。企业在同一窗口即可完成不动产登记申请、申报纳税、证书领取等事项办理。精简企业办理转移登记、抵押登记以及申报纳税等申请材料，企业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交易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及登记证明等共性材料无需重复提交，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纳入“一件事”的事项，要对外公示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和承诺时限，不得随意增加非法定环节和材料。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市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

各地要巩固已有改革成果，持续优化企业购置国有土地上房屋转移登记及申报纳税流程，提高业务联办效率。不动产所在地企业专窗或综合窗口统一受理登记办税申请，实现“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企业正常经营、购置房屋发票等办税资料齐全的一般性业务即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不断拓展即时办结业务范围，缩短限时办结业务办理时限。企业完税后，税务部门实时推送完税信息，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查验土地增值税、契税完税情况，原则上1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

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企业可在服务网点申请登记信息查询，支撑贷款办理。贷款办理完成后，企业可在服务网点一并提交抵押登记、转移登记等申请材料，实现关联业务一站式申办。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电子印章、电子材料，优化贷款办理流程，提高服务效率。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探索推进省级登记金融“总对总”对接机制，进一步便利企业线上办理跨市县抵押业务，方便企业融资。鼓励各地使用抵押登记关键信息表，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要求提取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关键信息并由抵押双方确认，方便线上申请，减轻表单填报负担。

各地要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通过合并办理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借新贷与还旧贷无缝衔接，方便企业购置各类不动产时，能够及时享受“带押过户”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过桥资金负担。推动跨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押过户”，探索逐步统一银行间抵押权转移、变更审核标准，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现跨行抵押权转移、变更；进一步优化银行间衔接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企业“带押过户”便利度。鼓励地方引入预告登记，防止抵押权悬空风险，维护买卖企业双方、贷款银行等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金融安全。

各地要依托各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按照“属地优先、省级推动、国家支持”的原则推进信息共享。市场监督管理、公安部门共享企业营业执照、个人身份等登记所需信息，不动产登记机构共享申报纳税所需登记信息，共享信息力争做到嵌入式实时调用，实现材料免提交。跨地市或省级层面集中存储的信息，由省级负责推动信息共享；涉及跨省域或国家层面集中存储的信息，可向部申请共享信息。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和执照文件优先通过核验电子营业执照的方式实时共享。推广不动产单元代码应用，在不动产买卖合同、完税凭证、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中予以记载。

各地要打通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全程网办路径，逐步实现转移登记、申报纳税、抵押登记等全流程线上办理。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在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事项中的使用以及跨域互认，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广使用电子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在申报纳税、贷款办理中，推广应用电子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探索AI、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提供智能导办、表格预填、智能辅助审核、风险提示等服务。加快推进以“全程网办”为主、线下帮办为辅的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

各地要提供便利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服务，有不动产交易、合作、投融资等意向的企业或个人，可在线便捷查询不动产自然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抵押登记、查封登记、居住权登记、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限制状况。全面推进“图属一致”的登记信息可视化查询。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已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企业决策。

酸中带辣，辣里藏鲜——在海南文昌铺前镇，一种被称为“糟粕醋”的美食，是当地渔民的“开胃汤”。三年前，它还是藏于街头巷尾的地方小吃；如今，仅在定安塔岭工业园，就聚集了4家糟粕醋加工企业，围绕糟粕醋开发出了瓶装火锅底料、固态调味料、海鲜米粉等多种产品形态，广受市场青睐。一碗糟粕醋，如何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从“小作坊手搓”到现代化工厂生产的跃升？

关于糟粕醋的起源，坊间有多种说法。据当地流传较广的一种讲述，早年在文昌铺前镇，渔民出海打渔，食物难以长期保存。人们发现用酿酒剩余的酒糟继续发酵，能得到一种酸中带辣的汤汁——既开胃驱寒，又能延长保存期，这便有了糟粕醋的雏形。此后数十年，它一直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主要在铺前镇及周边售卖，影响力局限于琼北地区。

出海，是海南糟粕醋的下一个关键词。玉梦集团的酸汤已经出口到二十多个国家，“我们会沿着酸汤的路子，借海南自贸港走向东南亚。”杨先果说。“铺前三婆”的产品已经小批量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虽然还没形成规模，但证明了海外消费者能接受这个味道。”曾维康表示，随着二厂产能释放，海外布局将提速，“优先看北美和欧盟市场”。

五通镇党委副书记于善英介绍，2025年4月以来，五通镇党委、政府联合本地电商基地开设直播培训班，从全镇村庄中筛选出30多名有想法、愿尝试的年轻人、返乡人员等重点培养。如今村播团队已发展到70多人，形成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同城团购、助农摆摊的双向销售模式。于善英说，当地在物流协调、集中采购、证件办理、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截至2025年底，7个直播团队销售额突破500万元(人民币，下同)。